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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四月间，白先勇先生来寓相访。闲议中，当他说到自己青年时代所喜爱的中国现代作家时，提到他很喜欢读还珠楼主的武侠小说，言下颇有不胜敬佩之意。但我听来，却很感意外。因其一般来说，我国新文学作家很少注意这类通俗作家的作品，往往把他们看成另外一种人——“道不同不相谋”嘛！因此当这位在西方文化价值观念影响之下成长起来，而又长期生活在西方社会的中国现代作家白先勇先生，竟然对这位早已被我们社会遗忘多年的中国现代通俗小说作家还珠楼主还念念不忘时，真使我惊异非常。但经白先生这么一提，又仿佛把我那沉淀的记忆深深搅动了一下似的，在我眼前慢慢又浮现出我忘怀多年的还珠楼主——李寿民先生的身影来了。他虽系川人，但身材高大，浓眉重眼，于文质彬彬之中隐现出几分江湖豪侠之气。一看就知道他是个久经风尘，见多识广，而又富有才情的中国旧式文人。《独手丐》等因故未能出版。本文先后发表于上海《文汇报》（1988．6．24）、《香港缓博益月刊》第14期（1988．10．15）。 我知道还珠楼主这个武侠小说作者的名字，是抗战胜利后到上海落脚以后的事。那时候年轻，又加上是初次进入上海，我走在马路上的时候，总喜欢东张西望地看看。有几次走过大世界附近的“共舞台”，我被这家戏院门口的大幅彩色招贴所吸引，那里正在上演还珠楼主的《蜀山剑侠传》，说是“连台本戏、机关布景”云云。我又喜欢逛书摊，当时的大小书摊上，还珠楼主的作品如《青城十九侠》、《云海争奇记》等等，也总是被排列在显眼的地方。这些反复重叠的印象，使我形成了这样一个认识，这位叫还珠楼主的武侠小说作家是个福星高照，走红运的作家。他的作品不仅以书刊形式和广大读者见面，而且用戏曲的形式深入民间。那时我想，这类武侠小说之所以风行不衰，大约是反映了在那个黑暗社会里，有冤无处伸，有苦无处诉的平民百姓的一种社会心理：他们把自己伸冤报仇的希望寄托在那些路见不平，便拔刀相助，专以除暴安良为己任的“剑仙”和“侠客”这类草莽英雄身上，但也有它的空想性和落后性。所以，我虽然喜欢杂读，也时时看看通俗作品；但当时却没有兴趣去读这一类的武侠小说，只是得空看看那些反映社会现实生活的通俗报刊和通俗文学中的社会、言情以至黑幕侦探小说，以此作为认识中国社会和人生的一种渠道。 一九四八年冬天，我从关押经年的上海监狱中走出来，接着又避居到青岛，到了一九四九年夏天，才重又回到解放了的上海。长期的非正常的生活环境，已经弄得我疲弱不堪，我很想暂时远离喧闹的大城市，找个僻静的地方休息一个时期。到了一九五①年初，终于由一个相识的书店老板设法在他的原籍苏州给我们夫妇找到个住处，实现了我们的愿望。好在我那时只在震旦大学教两门课，一礼拜内有三天时间来上海上课就行了。住在苏州，少有客人打扰，休息之余，还可以写点东西或译点东西出来。这位书店老板——陆宗植先生开设在山东路的“正气书店”，是一家专门印行通俗小说和实用性图书的小书店，同时又用新潮书店的名义印行新书，它也是还珠楼主的出版家之一。还珠楼主那时也居家苏州。“因友及友”，正是由于这位陆先生的关系，我们相识了，并有了交往。这真如中国俗语说的“人生何处不相逢”。这时我才知道他的真实姓名是李寿民。 现在我已不复记忆他的寓所地址，但离我家住的三元坊不算太远。他的寓所是一个旧式家庭布局，除过他们夫妇和几个孩子外，还有一个天津籍的老年女佣。他当时鸦片烟瘾还未戒除。据他说，他的写作时间是从清晨到中午——他自己不动笔，由他雇佣的一个中学程度的青年代他笔录。他每天早晨抽足鸦片烟后，闭目静坐在藤椅上，他一句一句的口述，他的书记用羊头小楷一个字一个字地记录，他讲的很慢，记起来并不吃力。他说，他同时在为几家书店写小说，他准确地掌握它们各自的内容进度和章节段落，凡是某一部作品告一段落就紧接着口述另一部。这同时用口述方式创作的几部题材不同的小说，每天由书记分别记好以后，再由他一一过目，便同时投邮，分寄给各书店付排，直至终篇，再装订发售。他的这种写作方式，颇使我感到惊奇。 大约在相识不久之后，一天下午他匆匆地赶到我家来，一进门就嚷着说：“唉！贾大哥，不好了，出了事了！”我被他说的莫名其妙。等他坐定了，接过我递过去的烟，深深地吸了几口，才接着对我说：今天中午，派出所户籍警来他家查户口，刚坐下不久，他家那个老女佣走进来对他说：“老爷，开饭了！”她这么一一说不要紧，户籍警却马上警觉起来，严肃地对他说：“你怎么称老爷？准是在旧社会做过宫，官老爷嘛！你考虑考虑，明天来派出所交代历史问题！”他进门就口里嚷着的“不好了，出事了”原来就是这个事。说完了，他摊开两只手，苦笑他说：“这真是从何说起！真是秀才碰着兵，有理说不清！”我安慰了他几句，他才怅怅地走了。 过了没几天，他又来闲坐，还是接着上次的话茬，谈起他家的那位老女佣。原来她是跟他妻子陪嫁过来的。他妻子的娘家，在天津开大中银行。他说他早年在地方军阀军队做文书，行军所至，遍历名山大川，以至边荒远地，这种浪迹天涯的生活，为他后来从事武侠小说写作打下了根基。后来就落脚在天津，靠卖文为生。他现在的妻子，本来是他的一个热心读者，他们由此相识，并萌发了爱情。但是，一个银行老板哪里愿意把女儿许配给一个穷书生呢、因此，他们的成婚费了很大的周折，只是由于她妻子的坚持，后来终于得到丈母丈人的谅解，允许他们结合。他为了和女家的身份相配，不使妻子难堪，也求亲靠友地办了一次很体面的婚礼。他说，因为和自己的意中人成亲不易，为了报答妻子对他的恩情，“所以我生平不二色”。妻子给他带来了丰厚的陪嫁，包括现在这位老年的女佣，她本来就是他妻子的贴身丫环。她按照老家庭的规矩，称呼他为老爷，已成了习惯。妇道人家不知道解放以后这种旧称呼已经不时兴了，更为此惹起了那位户籍警的疑心，闹出了这么一场风波。经他去派出所解释后，才算没事了。因为他多少年来都是靠卖文为生的……他用笑声结束了他的长篇叙述。临走时对我说：“对了，贾大哥，我还把我和我老婆的这段姻缘做题材写了一部小说，这也是我唯一的一部社会言情小说，隔天我给你送来。我写的那些东西你尽可以不看，但这部小说你却无论如何抽空看一下，它凝聚着我的感情和心血。” 这大约就是我和他相交中最长的一次谈话，我听了他的故事，仿佛读了一部佳人才子式的传奇小说。后来再见面时，他又一再说起，解放了，大家都在学习，公家提倡改造思想，看来他的武侠小说饭吃不长了，他很想写点适合时势的作品，为此求教于我。我劝他不妨写些农民起义的小说，这和写武侠多少有些关连，可能会手顺些。或许这还是一条出路，但要他参看一些用新观点写的这一类历史文章，才不至于在思想上走样。不久，他就写了以张献忠为题材的《独手丐》。他说，因为他是四川人，张献忠和四川关系很深，后来就在成都建立了王朝，最后又死于四川，他听来的口头材料，实在大多了。这部小说就由陆宗植办的“正气书店”出版。他所说的以他和妻子的爱情和婚姻故事为题材的作品，后来也曾带来给我看了，可惜书名和具体情节我已不复能记忆了，只记得它是天津“励力出版社”印行的，薄薄的四册（书名可能是《轮蹄》）。 一九五一年春天，我因课务增加，不得不搬回上海，他一次来上海和出版社算账，掏空来我家看我。他仍然穿着那件深蓝色的蓝呢长衫，还带着一本《联共党史》。他对我说，他去找过文协，希望得到帮助，找一条出路。文协同志虽然鼓励他努力学习，改造思想，为人民服务，但他总感到前途茫茫。他的旧出版家也正在看风色，已经不像过去那样要抢着印他的小说了。过去他的收入一直很好，还有舞台上演费好拿。这次他在我家吃了一顿中饭，陪我喝了不少酒。他酒量很好，但或许由于心情激动不安的缘故，有些喝过了量，喝到最后竟然失声痛哭起来了。我劝慰了他半天。在我搬回上海以后，他还托一家出版社的伙计给我送来两大捆他的作品，他写的东西数量实在可观。他又工于诗词，书法也为其所长。他为我妻子写过一个条幅。在一九五五年我们夫妇碰到那场反胡风的政治风暴的时候，它们连同我们的一切书物，都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一九五二年上半年，我一天上午在福州路的天赡舞台听大报告，中间休息时，我又意外地在小便的地方碰到了他。这时他已经换了一身灰布中山装，面色也很红润，他说他已戒绝了嗜好，现在在尚小云剧团担任编剧，家也搬到了北京，此次尚小云剧团南来公演，他也随团来到上海。他这时的情绪开朗了许多，和在我家喝酒那次相比，前后简直判若两人。 六十年代初，我在监房里看《解放日报》，看到了对他的报道。他已改名为李红，说是仍然从事创作通俗文艺作品云云，报上还刊登了他的头像照片。我为他终于能重操旧业，感到由衷的高兴。 现在北方文艺出版社编选《中国现代通俗小说文库》，第一辑武侠卷里收了还珠楼主的武侠作品《独手丐》等，希望我能为它写点什么，我也正好藉这个机会写点我对李寿民先生的纪念文章。他作为中国现代通俗文学的一个有重大影响的作家，是不应该被这么埋没下去的。他的作品也还有其一定的社会历史意义和艺术欣赏价值。总的说来，通俗文学也自有其应有的文学史上的地位。时无分古今，地无分中外，通俗文学的存在是一个普遍性的文化现象。五四以后，我国新文学运动的先驱者和后继者，如胡适先生、鲁迅先生、郑振铎先生以至阿英先生等，都在这个题目上，花过很大的研究工夫，作出过重大的学术贡献。对我来说，我和李寿民先生之间虽然相交时间短暂，但他是一个可以开诚相见的人，因此也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朋友。 录自孙乃修编《劫后文存——贾植芳序跋集》， 1991年12月学林出版社出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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