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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长寿县凤凰街上，有一座雅致幽静的院落，这是当地有名的李家祠堂的一部分。二十世纪第一个虎年——一九○二年农历二月二十八日，父亲还珠楼主（原名李善基，后名李寿民）便诞生在这里。 说起父亲的生辰属相，有一件事情，虽不算大，却也算得上是他降生的“序曲”，对父亲一生的事业都有影响。 那年，祖母怀胎十月，预产期已过了，还不见动静，心中不免暗暗焦虑起来。她每天求神拜佛，虔诚祷告，还是平静如故。一日黄昏，祖母独坐窗前，只见爬满院墙的爬山虎枝叶随风飘曳，沙沙作响，使她忽然想起腹中胎儿是一只“虎”。结想成梦，夜间果有一头斑斓猛虎朝她扑来。祖母在大声呼号中惊醒，一个圆滚滚、肉孜孜、达九斤之重的胖小子已经破胎而降。在祖母惊恐不安他讲述了她的梦境之后，祖父抱起刚刚出世的“虎崽”，左右端详着，喜出望外地说：“好嘛，好！你给我生下一个超群出众的娃儿。”并断言：“这龟儿子将来必定才智横溢，大有作为。” 可是，祖母此刻却别有一种心情。祖母出生于仕宦家庭，条件优裕，从小娇生惯养。她聪明伶俐，诗词歌赋、琴棋书画样样来得；又是独生女儿，本就任性异常。这次生育的艰难和突兀，竟使她产生了一种厌恶心理。望着四肢乱动的胖儿子，她暗暗骂道：“恶煞星！背时鬼！”后来，这种厌恶心理，竟导致了她对父亲生活起居、读书学习的全面苛求。还在父亲呀呀学语时，祖母就开始惩罚性教育，稍不如意，非打即骂。拿背书来说吧，规定就很严厉，站背不成跪背，跪背不成杖背（用竹板或棍于边打边背），幸好父亲天资聪慧，体魄强健，读书既能专心致志，做事也肯吃苦耐劳，祖母的“家法”很少落到他的身上。 坏事变好事。祖母对父亲的苛求，反倒“玉成”了他。正是在这种苛求之下，父亲锻炼了意志，增强了毅力，养成了做事做到底的良好习惯。这对于他日后在艰苦环境中奋斗、成长，在一生的笔墨耕耘中完成近两千万言的写作量，有着重要的意义。联想到我们二叔祥基、三叔守基，由于祖母的溺爱而终未成器，这一点更显得十分突出。 自然，父亲的成长跟祖父的教诲也有很大关系。祖父李元甫在前清光绪年间曾任苏州知府，因不满官场黑暗而弃官去职，返回故里，以教私塾为业。说是私塾，却又与众不同。他的教法注重体味，强调笔耕，所教诗书，不但要求背得滚瓜烂熟，牢记在心，而且要求心领神会，口述手写。父亲在祖父的悉心调教下，聪明才智与日俱增。他三岁开始读书习字，五岁便会吟诗作文，七岁时写丈许大对，已能挥洒自如了。九岁那年，他作《“一”字论》，洋洋五千言，备述“一”的用途、用法，一时在乡里传为美谈。鉴于父亲少年时代所显露的才华，当时长寿县衙还特制了一块“神童”匾，敲锣打鼓地送到李家祠堂来呢。 父亲一生两次恋爱：一次是青梅竹马未能如愿；一次是历经艰难而终成眷属。 父亲十二岁那年，祖父去世了。祖母带着父亲和他的两个弟弟、一个妹妹，跋山涉水，到苏州投奔亲戚，住在养育巷，勤俭度日。 住进养育巷没有多久，父亲便受到乡里间小伙伴的欢迎。就连那些嗲声嗲气的小姑娘，也很乐意跟他一起玩耍，因为他从不在她们面前摆“男子汉大丈夫”的威风。他说：“女孩儿看上去就显得软弱，怎好跟她们逞能？”有时，见到男孩子欺侮女孩子，他就上前打抱不平，三下两下把欺人者赶跑。父亲自小习过武功，身强力劲，俨然成了巷里女孩子们的保护者。有时做游戏，调皮的女孩子把花头巾或假辫子扎在父亲的头上，叫他打扮成姑娘的模样。这本是他极不情愿的事，但为了不挫伤人家的热情，他竟强自“忍受”下来。 在小伙伴里，有一位名叫文珠的姑娘。她面目清秀，性情温柔，还弹得一手好琵琶。一曲《潇湘夜雨》，竟让自负的父亲潸然落泪了。父亲常去她家里听琵琶，而作为回报，父亲则给她摆四川“龙门阵”，什么青城山的雾霭，峨眉山的猴群，“摆”得这位小姑娘心驰神往。文珠年长父亲三岁，原以姐弟相称，不意在朝夕相处之中，琴弦和故事在暗中交织着一张朦胧的、一时还不易觉察的情感的网，渐渐地，两人形影难离了。当父亲长到十六岁时，他终于自觉地意识到，自己已经沉浸在人生最圣洁、最美好的感情里了。 祖母教子虽严，却未对父亲的初恋横加阻拦，因为文珠的温柔和聪慧给她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她只是不时地提醒父亲：“莫要耽搁了学业！”父亲当时在有名的苏州中学读书，为了取得祖母的支持，他成绩在班上总是名列前茅。 本来父亲与文珠很有可能结为百年之好。可是，家境的败落，迫使父亲过早地挑起了生活的重担。父亲二十二岁那年，祖母托亲友在天津给他找了一份差事，他不得不和文珠分手了，这对情侣曾信誓旦旦，别离后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还保持书信往来。但后来由于种种原因，文珠竟堕入烟花柳巷。 他们之间不再联系了。这件事在父亲心头留下沉重的创伤，以致此后多年不交女友，直至他二十六岁那年遇见我母亲孙经洵，爱的心弦才又一次颤动起来。 初恋是难以忘怀的。父亲开始创作武侠小说后，曾以一部《女侠夜明珠》寄托情思。他希望女孩子要像书中女主人公那样，不仅聪慧、美丽，而且勇武。坚强。当年的文珠若能这样，该多好啊！ 父亲初至津城，曾在天津警备司令部给傅作义将军当中文秘书。傅将军很欣赏父亲敏捷的才思，流利的书法，待之不薄。但自幼受诗书、山水陶冶的父亲，却不大适应军旅生活，不久就辞去秘书工作，转而到天津邮政局任职。邮政局小职员的待遇自然比不上傅将军那里，为了奉养祖母，父亲经人介绍，又到大中银行孙董事长公馆里兼做家庭教师，教授国文和书法。谁曾想到，在教习过程中，父亲竟爱上了小他六岁多的二小姐孙经洵，就是我们的母亲。 当父亲踏进孙公馆——天津英租界马场道那座占地二十余亩的花园洋房时，母亲正值豆蔻年华，容貌虽然一般，却是气质不凡。初次见面，母亲温和文静的性格，雍容大雅的风度，便引起了父亲的注意。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美好的印象日益深化。而当母亲倾心于父亲的品貌才学时，他更进一步发现，她的温情并不同于文珠姑娘的柔心弱骨，她是一位有主见，敢作敢为的女子，柔中有刚，宁折不弯。一次母亲生日，父亲画了一幅兰草相赠。他还给母亲写了封信，大意说：“……兰草，素心蕴藉，华采风发，既质朴，又光耀照人，我以为你就是这等‘文质彬彬’的女子！兰草，叶丰泽，花明润，神貌泰然，却绝无骄矜之气，我以为你就是这样‘泰而不骄’的女子！兰草，不拒简陋，任凭水淡石荒，只要一株卓立，便能峻影高洁，清芬悠远，足以令石水生香，我以为你就是这种坚贞不渝的女子！……”父亲欣喜地意识到，此番播种的爱情是可以收获的。后来，他们果然战胜了外祖父的百般阻挠，结为百年之好。 我们的外祖父也是回川省长寿县人。凭着精明强干，以小本起家，在天津开办大中银行，分行开遍南北十三大城市。这位富豪的子女多，需要教育，父亲便应聘登门施教。 起初，由于是同乡加才子，父亲颇得外祖父器重。可是父亲和母亲相恋的事被外祖父知道后，他的脸就全变了。他先唤去母亲，以“门不当，户不对”，且“师生相恋，败坏家风”为由进行训斥，无效；又“请”去父亲，企图诱之以利：“只要李先生肯与小女一刀两断，要多少钱不成问题。”父亲则针锋相对：“只要二小姐亲自表示同我断绝关系，我立即远走高飞，永不登门，又何言‘钱’字呢？请莫要大小看人了！”一番话，“噎”得这位董事长瞠目结舌，半晌说不出话来。第二天，父亲冒着风雪去孙公馆授课，被仆人拒于大门之外：“李先生不必来了！” 外祖父的阻挠，并没有能够断绝父亲和母亲的交往。他们想出一个妙策来继续感情的交流，那就是利用外祖父去银行乘坐的汽车传递情书。每天在外祖父上车前，母亲将信用橡皮膏贴在汽车牌背面；待外祖父在银行门前下车后，父亲便悄悄将信取走。同样，父亲给母亲写信寄情，也用这个办法。说来可笑，外祖父上下班的汽车，竟成了父亲和母亲传情递意的“邮车”了。自然，还要感谢三姨孙经仪，这办法的首次运用，全靠她出的主意呢。人们只知父亲是武侠小说作家，不知他还写过言情小说，其中有一部叫做《轮蹄》，便是以这段生活经历为素材提炼而成的。 轮蹄传情，未能长久。母亲天天绕着汽车转，引起开车师傅的疑心。他把猜疑报告给外祖父后，矛盾迅速激化了。 一天，母亲又到汽车牌后取信被外祖父当场抓住。外祖父把母亲带到书房，必欲问个究竟。母亲便索性鼓起勇气表白心迹，并提出与父亲结婚的请求。外祖父听罢，不由怒火中绕，一记耳光，把母亲打倒在地。母亲自幼丧母，从小到大，还从未受过这样的委屈。她在自己的房间里，哭了半夜，想了半夜。越想越心酸，越想越气愤，终于横下一条心。第二天凌晨，她只带一身换洗的衣服和一块钱车钱，就毅然决然离家出走了。 母亲的出走，在孙公馆引起轩然大波，社会上也闹得满城风雨。盛怒中的外祖父，先是重金买通英国工部局，把父亲投入监狱。这件事被父亲的好友段茂澜得知，便设法营救。段茂澜是留英学生。经他从中斡旋，父亲很快即被释放。但外祖父不肯罢休，以“拐带良家妇女”为罪名，又把父亲送进监狱。 一九三○年十一月的一天，天津市地方法院开庭审判父亲所谓“拐带良家妇女”一案，成为当时轰动津门的新闻。这一天，各报记者蜂拥而至，外祖父顾及身份没有出席，而由大舅孙经涛作他的代表。原告提讼后，父亲正欲答辩，旁听席前有一、女子突然高喊：“请等一等！”众人顺着喊声望去，原来是孙二小姐孙经洵出庭作证来了。在众目睽睽之下，她理直气壮地质问原告：“我今年二十四岁，早已长大成人，完全可以自主；我和李寿民也是情投意合，自愿结合，怎么能说‘拐带’？”这一问，原告竟成被告，那位孙大少爷蔫头搭脑，再也说不出话来。 官司打赢了，但我们的父母并没有马上成亲。父亲这样想：母亲敢于走出优裕的家庭，跟自己过穷苦的日子，确实很不简单。为了报答母亲的深情厚意，自己一定要想办法多攒些钱，把婚事办得隆重些。就这样，婚礼一直拖到1932年才举行。说来也巧，就在这时机会来了。当时天津有一张《天风报》，每日要连载两部小说，其中一部已经刊载完毕，一时尚无新作续上。报社社长沙大风正为此事急得团团转，偶然闻知父亲的文笔优美，便亲自找上门来，问父亲能不能尽快拿出作品来，稿酬可以从优。父亲接受稿约后，连夜赶写出几十段文字，那就是《蜀山剑侠传》的前几回。《蜀山》问世前夕，父亲和母亲商量用什么笔名，母亲忽然想起文珠，想到父亲对她的思念，就说：“我知道你心中有座楼，那里面藏着一颗珠子，就用‘还珠楼主’作笔名吧！”父亲感佩地望着母亲，半天才说出一句话：“经询，我绝不会辜负你的情意！” 《蜀山剑侠传》连载后，《天风报》发行量成倍增长。本来父亲打算攒够了结婚费用即行打住的，现在欲罢不能了，热心的读者在天天等着看下文呢，不能以临时观点草率从事了。细心的读者会发现，《蜀山》共五十五集，后五十集要比前五集严谨得多那正是经过全面地调整和布置的结果啊。 父亲以武侠小说名世，不少人猜想他必定精通武术，常有一些读者来信请教习武之道；还有一些武林中人从南北各地赶来，请求切磋武艺，甚至要求父亲同他们一试身手。但是，朋友们似乎忽略了这样一点：父亲笔下的“剑侠”，主要是大胆的想象和夸张，而不是写实。 那么，父亲对武术一窍不通吗？倒也不是。他练过太极拳、少林拳、八卦掌，练五式梅花拳，还可以上桩子呢。我们小时候，父亲曾带我们在院子里练“一炷香”，就是练“骑马蹲裆式”，蹲时燃一根香，直到香头燃尽才站起来。不过父亲绝谈不上“精通”二字。那些热心的求教者，往往是扫兴而归。倒是“别有用心”的父亲从他们的言谈比划中得到不少教益，随后用于他的“武侠”描写中去。 如果父亲有点本领的话，那不在武功而在气功。由于他从小曾随峨眉老道练过，以后又坚持锻炼，未曾间断，在这方面还真有些“特异功能”呢！ 提到父亲的气功，有件往事可供读者一粟：母亲因不甘受家庭禁锢而出走后，外祖父曾雇佣一伙青皮打手，企图“教训教训”父亲。那伙青皮的头子姓马，人称“马五爷”，是个专门欺压善良的家伙。他手下有几十个徒弟，都是以打架斗殴为业的流氓。他们听说父亲是写武侠小说的，以为父亲会武术，未敢轻举妄动，就采取“先礼后兵”的方式，请父亲赴宴论武，待探清虚实之后再作主张。 这真可说是一出“鸿门宴”。席间，马五师徒轮番向父亲进行挑衅和试探。仆人端上来一只鸡，马五的大弟子便骂骂咧咧：“这叫嘛玩艺儿！也不剁一剁，囫囵个儿地端上来，叫人怎么张嘴？”边骂，边用银筷子去“剪”鸡。随着了一阵“咯吱”声，那只鸡连骨带肉被“剪”成寸断。父亲见他顾盼得意的样于，觉得十分可笑，没有理他。他以为父亲软弱可欺，说一声“请”，便夹了一块鸡骨头递过来。出于礼数，父亲端起一只碟子相迎。岂料那块鸡骨头递到碟子上方，对方竟不肯松筷子，他斜睨着父亲说：“这年月，日子不好混。没本事，骨头也啃不着。”父亲淡然一笑，拾起面前那副筷子，慢慢插入对方筷子的缝隙，运气于指，只轻轻一拨，那块鸡骨头便“咯噔”掉落在自己的碟子里。 马五见弟子“栽”了，再也沉不住气。顺手夹起一片火腿，径伸至父亲的唇边。这一招确实厉害：看你敢不敢张嘴？不张嘴，表明你胆小无能，你就“栽”了；张嘴，他就可以在你口中捣牙戳喉，不死必伤。果然，父亲刚一张口，那双长长的银著便直插进去。可是，这时父亲已运力于齿，将著头牢牢咬住，再一发功，著头即被切断。接着，父亲轻轻一吐，只听“铮铮”两声，被咬断的著头，像两根寸把长的钉子，真戳戳地钉在桌面上。一时间，弄得马五一个满面羞惭，忙赔不是。 多年后，父亲谈起这件事，只是说：“其实，这也没有什么‘神’的。人体内本来蕴蓄着无限的气力，只要把它集中于一点，奇迹就会发生。就像一根钉子，看起来很平常，当力量集于钉尖时，它就可以穿透很坚硬的物体。” 绮霞，是京剧表演艺术家尚小云先生的表字。提起父亲与尚先生的结识、交往，也算得上梨园中的一段佳话。 父亲自幼喜爱家乡的川剧，来到天津以后，很快又迷上了京剧。那时，他只自一人，工作操劳之余，唯一的去处就是戏园子。起初只是消遣消遣，渐渐竟着了“魔”，再也离不开了。特别是尚小云的戏，刚健挺拔，潇洒大方，节奏鲜明，铿锵有力，最符合父亲的性格爱好和欣赏趣味。每逢尚先生登台献艺，他都场场必到。平时，父亲省吃俭用。看尚小云的戏，他却不借高价，非买前排票不可。有时手头宽裕了点儿，他就“包座儿”，干脆一次买下整月的票。父亲看戏，不但着迷，且能入境，听到妙处或是看到绝处，他会忘乎所以地领头给“好”，一下子引出满堂彩声。不断地玩味体验的结果，京剧艺术的三味居然让他感悟到了。 一次，父亲在春和大戏院包了一个三排座儿。每天开锣前，父亲便着一件蓝布长衫坐在那里了。想不到，父亲的热诚，竟引起了这位艺术家的注意。尚小云一边在台上演唱，一边琢磨着：“台底下这位穿蓝大褂的是谁？我的戏，他怎么一场不落呀？”一天，父亲在聚精会神地看戏，一个茶房送过一碗茶来，说，“这是尚老板让送的。他请您散戏后到后台叙叙。”戏一散，父亲连忙到后台拜望尚先生。三言两语之后，尚先生便请父亲谈谈对其表演艺术的看法。父亲没想到这位誉满南北的一代名伶如此谦虚但减，感动之余，也就以诚相见，他说：“一般人只知武戏要文唱，却不知文戏要武唱。其实，它们道理是一个，就是讲究动静、冷热、刚柔、急缓的结合。武戏文唱，可避免过‘火’；文戏武唱，可防止太‘温’。不‘火’不‘温’，入情入理，才是好戏。尚老板的表演，能够做到文戏武唱，这正是秀出班行的独到之处。若是再多排一些可供‘武唱’的文戏，那就更好了。”尚小云非常高兴，紧紧握着父亲的手说：“李先生所言极是。但不知李先生肯不肯屈尊为尚某写些本子？”父亲答应试试看。二人虽系初交，却一见如故，顿成莫逆。 不久，父亲就给尚小云送来了他新编的剧本《汉明妃》。这个本子既注意强调王昭君只身出塞的情意，舍身和番的气概，又充分考虑突出尚小云洪亮高亢的嗓音，深厚扎实的武功，从而给扮演者提供一个发挥艺术才能和特长的自由天地。此后，父亲实际上成了尚小云先生的特约编剧。尚小云组织的“重庆社”，排演过一系列新剧目，其中诸如《墨黛》、《卓文君》、《林四娘》、《青城十九侠》等，都是父亲编写的。 一九三二年春天，父亲与尚小云拜结为金兰之好。这种亲密的关系保持了几十年，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尚小云的长子长春、次子长麟组建新宁京剧团时，父亲还热心地为他们写本子呢。 《蜀山剑侠传》在《天风报》连载后，不久即由天津励力印书局结集出版。书局老板刘汇臣是宁波人，办事精明而又果断。他料定还珠楼主的读者会越来越多，便与父亲谈妥，把与《蜀山》同时写就的《青城十九侠》、《云海争奇记》、《柳湖侠隐》等书，都包揽下来，独家刊行。父亲得到一笔可观的稿酬后，便托人在北京东单东观音寺买下一所房子，举家迁京，专事写作。到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时，父亲已是名噪京津的文人了。 利用文人做“御用工具”，这是历来侵略者的惯伎。日本人很快就盯了上父亲。先是汉好周大文登门求见，请父亲到敌电台任职。接着担任华北教育总署督办的周作人又来劝说。均遭到父亲的拒绝。他说：“我是写小说的，旁的不会干。”父亲不识“抬举”，自然惹恼了日本人。偏巧这时有一个姓徐的出版商，看到父亲的书销路好，油水大，想把版权从励力印书局夺过来。但父亲是个讲仗义、重感情的人，尽管徐老板肯出高价，也没有答应他。徐老板怀恨在心，托他的在日本人那里当翻译的亲戚，要求“治治李寿民”。 一天晚上，父亲和几个朋友应邀到宣武门草厂胡同顾家吃饭。酒菜上桌，大家正欲把盏举著，突然响起一阵砸门声。顾先生刚刚拉开门闩，便冲进一队全副武装的日本宪兵。“带走，统统的！”率队的一声喝令，屋子里的人全被押上了汽车，连当时在场的名伶张君秋先生也未能幸免。当天深夜，日本宪兵还到东观音寺去抄了我们的家。这时，母亲才知道父亲出事了！ 父亲和友人被捕后，大家都很着急。尤其是张君秋，因为他演出的戏码已经排出，广和楼正等着他上戏呢。父亲心里明白，这回八成是冲自己来的，朋友们都受连累了。于是他就想法安慰张君秋，说自己会算命，按张君秋先生的生辰八字和气色，绝不至于走“背”，不出三五天，即可平安回家。果然，张君秋在第三天被允许取保释放，其他人也被陆续保释。只有父亲因“涉嫌重庆分子”，在看守所里受了七十多天的难。在那令人发指的日子里，日本人百般折磨父亲，鞭笞、灌凉水，甚至向眼里揉辣椒面，还恶毒他说：“你们四川人不是喜欢辣子吗？”在酷刑面前，父亲并不是没有动摇。事后回忆这段遭际，他曾坦率地承认，有几次简直就要挺不住了，但终于还是“熬”了过来，因为他还没有忘记：自己是人，不是狗，绝不能答应给日本人做事！ 后来父亲被释放，一是因为有个日军大佐听说父亲谙星相，会算卜，便前来间卜，不料他的身世遭遇竟被言中；二是因为母亲和亲友们多方奔走，托人找到华北军部里的熟人，而他们之中又有几个《蜀山》迷；最主要的则是因为父亲并非什么“重庆分子”，而是一个不问政治的人。 七十多天的铁窗生活，极大地损害了父亲的健康，特别是他的眼睛；抄家时还丢失了三部小说手稿，不得不重新写过。值得庆幸的是，父亲毕竟没有玷污“中国人”这个伟大而神圣的名字。 父亲出狱时，原来十分健壮的身体已经虚弱得不成样子了。在家调养了几个月，稍见康复，便只身南下，到上海去另谋生路。 初到上海，父亲卖了一个时期的字。他从小跟祖父学书法，写得一笔遭劲潇洒的行书，真草隶篆也都颇具功底。但也只能维持自己一人的生活，无法养家，以致母亲不得不卖掉东观音寺那所房子，拖儿带女搬到史家胡同东罗圈去住。 后来，上海正气书局老板陆宗植先生听说《蜀山》作者在沪卖字，立即寻到父亲栖身的亭子间，嘘寒问暖之后，将父亲接到老垃圾桥挽陆家暂住。双方在饭桌上敲定，父亲的全部著作由正气书局独家出版，写一本出一本，稿酬从优。于是，父亲又重操旧业，收入也很快丰厚起来。抗战胜利后，父亲把全家接到上海，在西藏路远东饭店包了几个房间住下。在那里，我亲眼看到父亲进入创作高潮的情景。 那时，父亲每日要写二万字，书局每隔十天就出一本书。陆老板催稿催得特别紧。父亲则因子女众多，负担很重，加之他又有“烟霞”癖，离不开鸦片，只有拼命地写作，才能支付浩繁的开销。但是，父亲的眼睛在日本宪兵队看守所受到损伤后，再也不能像以前那样写蝇头小字了，只好请秘书笔录由他口授的文字。每天吃过午饭，喷云吐雾之后，他便意兴大发，文思如潮，在房间里踱着步子口授小说。两个秘书轮换着休息，他却要一直“说”到深夜。有时半夜醒来，还听见他在说“笑和尚”、“齐霞儿”（均为作品中人物）呢！就这样，日复一日，《蜀山》之外，父亲又写出了《虎爪山王》、《大侠狄龙子》、《大漠英雄》、《黑孩儿》、《黑蚂蚁》、《天山飞侠》等数十部小说，随着父亲著作的陆续出版，上海滩出现了“还珠热”。当时《蜀山》等书每本印数上万，仍不能满足需要。记得远东饭店附近有一书摊，早上摆出十余册《蜀山》，下午就售光了。更有一些热情的读者，或登门拜访，或设宴相邀，或要求赠书题字，或恳请合影留念，令人感动却应接不暇。自然，也有一些好事者，为了“扎台面”、“吃得开”，就打起“还珠”的招牌。那时舞台上演连台本京剧《蜀山剑侠传》，本与父亲无涉，海报和文告上却赫然写着“还珠楼主亲自编导”。 一位正在研究中国武侠小说的天津朋友说：“武侠小说最受人喜爱，又最受人鄙视；喜爱它的人并不认真看重它，鄙视它的人又常为它废寝忘食。”这种奇怪的现象确实是存在的，究竟是什么缘故呢？ 父亲成名以后，一些亲戚朋友对他的态度变了。其中，变化最大的就是我们的外祖父。十多年后，不知是人老心善了呢，还是别的什么原因，他竟萌动起“承认亲事”的念头来了。 当时外祖父家住北京真武庙一号，那是一座屋字宽敞、池苑秀美、中西合壁的建筑。外祖父先派大舅经涛前来说合，并欲把母亲和我们几个孩子接到那里去。母亲知道真武庙条件优越舒适，却不肯离开东罗圈的破瓦寒窑一步。接着，外祖父又让三姨经仪给父亲往上海写信，邀父亲来北京相聚。三姨在父亲和母亲婚恋的过程中，始终持同情态度，父亲觉得不好对她硬顶，便以“文债在身，不好擅离”为由婉言谢绝。 我们全家南下不久，外祖父也赶来上海。他让任上海大中银行总经理的表舅王尔藩出面，向父亲表示，打算把上海的亲友都请来，在国际饭店丰泽楼摆上十桌酒席，举行盛宴认亲仪式。父亲听了，不由一笑，说：“这场家庭纠葛并不是什么体面、光彩的事情，何必要大事张扬、事情已经过去多年，我看还是算了吧。”可是，坐在一旁的母亲这时动情了。她想，凡事不过三，外祖父三次来请，事实上已经三认其错，何况，老人家已经年过六旬，再不同意，就有悸情理了。于是，她转而劝父亲道：“就依了老人家吧。过分的铺排没有必要，可以找安静点的地方……”话还未讲完，表舅马上接过来说：“要得！要得！就在我家可好？”父亲素来敬重患难与共的夫人，看到她已点头答应，也就不再说什么了。 一九四六年夏日的一天，父亲和母亲带着我们几个孩子，到建国西路懿园表舅家去见外祖父。那天，父亲特意穿上当年在天津孙公馆做家庭教师时穿的旧长衫，这与外祖父那身做工考究、熠熠闪光的丝绸裤褂，恰成鲜明对比，新旧贵贱悬殊，显得极不协调。当时我们并不明白，就去问父亲，他不回答，只说了一句：“小孩子家，莫问！”后来一想，父亲这样做，或许是借此表明自己“宠辱不惊”的心志吧、 翁婿相认，外祖父给父亲送了见面礼，父亲给外祖父磕了头。仅此而已，事后各走各的路，彼此很少往来。要说父亲排斥富贵，倒也不是。那些于危难中帮助过父亲的人，像三姨经仪、六姨经楼、八姨经华、十五姨经信，父亲总是耿耿于怀，念念不忘。在一起时，父亲常陪她们看戏、打牌，给他们讲新写好的小说情节，请她们吃自己烧的拿手好菜，就跟亲兄妹一般。数十年人间沧桑，听说诸姨大多数漂泊海外，假如你们有机会读到甥儿写的这篇小文，当会亲切地忆及父亲吧？ 《蜀山》的读者，常常津津乐道于书中的写景造境，什么冰峰雪崩的“月儿岛”啦，变幻多姿的“静琼谷”啦，奇花竟放的“绣琼原”啦，诸如此类的景物描写，在他们心头似乎构成了一幅幅色彩鲜明的图画。或问：还珠楼主笔底烟云染自何方呢？这里且述其要。 登山，是父亲青少年时代一大乐事。雄伟高大的泰山，奇拔险峻的华山，绵延千里的祁连山，横列如屏的点苍山，都留下过他的足迹。而对他来说，印象最深、影响最大的山，则莫过于峨眉，青城了。 这两座天下名山，早在父亲七岁那年，祖父就带他上去过。以后又爬过多次，父亲在笔记中曾反复提及“三上峨眉，四登青城”之事。他能够做成这番“业绩”，还多亏了王二爷哩。 王二爷和我们家是干亲。这位秀才一肚子的诗书，却终于未能发达。一九一二年，曾祖母辞世锦里，祖父带着当时只有十岁的父亲前往奔丧，离去时把他留下给曾祖父“宽心”，这样王二爷便做了父亲的家庭教师。 王二爷很推崇陆游“功夫在诗外”的主张，反对整天闭门读书。他经常鼓励父亲“须行千里路”，并兴致勃勃地带父亲去爬山。 在父亲心目中，王二爷不仅是一位可敬可亲的导师，而且是一位最佳“导游”。对峨眉、青城的一寺一洞，乃至一木一石，都非常熟悉。攀峨眉，何处可望日出云海，何处可观奇花异卉，何处可赏朗月飞流，何处可沐林岚雾雨；上青城，何处览胜最尽人意，何处探幽最饶野趣，何处驻足最富仙气……他都有自己切身的感受和理解，说道起来如数家珍。正是在他的引导下采秀探幽，父亲才逐渐熟悉了峨眉。青城的真面目。 那王二爷“导游”，还特别注意对人文景观的介绍、讲解。峨眉为佛教四大名山之一，青城亦有“天下第五名山”之誉，古迹名胜极多。每到一处，王二爷都有一段“龙门阵”摆出来给父亲听：“遇仙寺”内，他讲述一求仙者得到仙人帮助，乘其所赠竹杖，化龙返回乡里的奇遇；“白龙洞”前，他叙说那白娘子苦心孤诣，修炼千年，而终于得道的经历；“麻姑池”畔，他描绘绝代美丽的仙女麻姑，自天外飘然而降，临池浴丹的情景……就这样，一个绘声绘色地“摆”，一个凝神屏息地听，美丽动人的传说、故事附着于自然景物之上，令秀者愈秀，幽者愈幽，险者愈险，奇者愈奇，真是触处成趣，无一不妙了。 早年在峨眉山上，王二爷还结识了好多和尚、道士，后来携父亲上山，就一一为他引见。其中，父亲最佩服的是仙峰禅院里的一个和尚，他有一身好功夫，能挥掌碎石，踢腿断木，随意吐口口水，便可将硬纸板射穿。父亲的气功，就曾得到他的指点。自然，那里的环境也是极其诱人的。禅院背负危崖，远离尘寰，深邃幽寂，清凉宜人，且有花开如白鸽展翅之鸽子树可供观赏，有活蹦乱跳前来讨食之猴群可供挑逗，是父亲最欢喜的去处。在这两座大山的怀抱里，父亲搜寻着，探访着，采撷着，终于有一天，把他从这里得到的全部收获载上想象的翅膀，于是，读者便读到了《蜀山剑侠传》和《青城十九侠》。 世道沧桑，人的乐趣也不会一成不变。成家之后，父亲的兴致由青山绿水转向樽俎庖厨，这或许是读者所始料未及的吧？ 一九三三年，父亲编的京剧《酒丐》（即台湾影片《大醉侠》所本），由名丑叶盛章演出，剧中酒保那串“报菜单”的“贯口”，激起满堂掌声和彩声。演出成功后，叶先生对父亲说：“绝了！您是吃家，我得请请您。” 的确，父亲是“吃家”。一只烧鸡，他一尝，就能尝出主料是柴鸡还是油鸡；一盘烤肉，他一品，就能品出燃柴是果木还是松木。事实上，他不仅会吃，而且善做。1956年，戏剧家阿甲在北京西单峨眉酒家宴请同好，父亲也在座。一道鱼香猪肝端上来，父亲望了一眼，就说：“火候不够，我来试试。”说罢，径奔后面厨房。那峨眉酒家由上海来京时，王经理曾请父亲题写匾额，彼此熟识，也就听任他越沮代庖了。不料一比较，后者在色、香、味诸方面竟大大超过前者。技惊四座，大家啧啧称奇道妙。他们哪里知道，父亲结缘厨事业已二十余载了。 古语道：“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父亲的婚姻总算得到了圆满结局，随之而来的就是饮食问题了。父亲想，自己娶的毕竟是一位“千金小姐”呀，饮食上可不能大委屈她了。尽管母亲并没有要求什么，父亲还是想方设法向她“日进美食”。 起初，父亲收入不多，又不懂烹调，只能参照《菜谱》，把那些极普通的菜物，尽量做得可口些。待到他从中悟出一些通则，才不再依“本”炮制，而敢于在“调和鼎鼐”中花样翻新了。母亲曾跟我们说起父亲烧豆腐的情景。那时他最善于做这种经济实惠的菜肴了，什么“家常豆腐”、“捎子豆腐”、“麻婆豆腐”、“朱砂豆腐”、“葱油豆腐”，一天换一个样，叫人总吃不厌。难怪京剧《酒丐》中酒保“报”的那张菜单上，有好几十种“豆腐”呢。 父亲后来成了名，有了可观的收入，做菜仍一如既往，乐此不疲。悠闲自得地在家中做些吃食，和亲人一道品品口味，是他在紧张笔耕之余的一大嗜好。他又非常好客，客人来了，他总愿下厨房露两手，以博得高朋赞许为快。我们家几度迁徙，从北京到上海，到苏州，再回到北京，处处都有一些亲友来家中“打牙祭”。见面一声：“又流口水了！”父亲便热情地张罗起来。我们小时候最盼望两件事：一是父亲停笔；一是宾客临门。因为我们又可以吃到美味佳肴了。 父亲对烹调的自觉追求，是他到上海以后的事。十里洋场的上海滩，集中了全国各地的饮食派别：新雅菜馆的粤菜，取材广泛，花色新异；梅龙镇酒家的川菜，调味讲究，浓而入味；上海老饭店的沪菜，汤卤醇厚，咸淡适口；老正兴的锡菜，新鲜脆嫩，味浓带甜；老半斋的扬菜，选料精美，刀工细致……在品尝诸家拿手好菜并加以比较之后，父亲愈发感觉到中国烹调作为一门“艺术”的美妙。一九四六年夏，他终于按捺不住自己，忙里偷闲，以一个美食家的口味和眼光，一个厨师的感受和体验，编出《名菜谱》，交由北新书局出版。本来他还打算写一本关于中国烹调术的理论专著，可惜时间不允许，否则，他完全有可能对此作出融会贯通的阐释的。 父亲作为家里的“掌勺人”，带给我们许多快乐，也“熏”陶了我们的兴趣。我们兄弟姐妹六人都会炒几个菜，特别是五妹观淑、六弟观洪，他们配制整桌酒席，竟与真正厨师不分轩轻。前几年，京剧艺术家张君秋举行家宴，还请观淑去主厨呢。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我们全家住在苏州。由于武侠小说暂停出版，大半辈子埋头写作、无暇顾及子女教育的父亲，这时有了管教我们的工夫，而我们也算是由此得到了一点“家学”。 父亲执教很热心，可是他教的东西大杂，举凡诗词歌赋，琴棋书画，京昆皮黄，天文地理，乃至饮食游戏，无一不教、也不管人家爱不爱听。教起来又没有章法，碰上什么讲什么。超初，我们对他讲这种“零敲碎打”很不以为然，心想：那算得甚么学问！时间长了，才渐渐品出其中“味道”。 记得一次，父亲给我们讲宋词。那首小令描写恶鬼在坟场出现的情景，有两句写道：“鬼火一现，露出桃花面。”父亲问：“谁能用一个更好的词语，把‘桃花’换下来？”我们略一思索，便七嘴八舌抢着回答：“青白”、“凶恶”、“狰狞”……父亲只是一个劲地摇头。大家正在纳闷，父亲风趣地说：“谁都知道做菜要放盐，若是菜已经够咸了，再撤一把盐，又会怎样呢？鬼本来就是凶恶的，你们再加上一些‘凶恶’的字眼，恶上加恶，反倒乏力了。这首词的妙处，就在于给恶鬼画一幅‘桃花面’，一丑一美，两相对比，鬼的阴鸷可怕情状便出现在我们面前了。” 事隔不久，父亲带我们去开明戏院看越剧《梁祝》。回来的路上，他故意问：“《楼台会》一场，祝英台有句唱，叫做‘强颜欢笑上楼台’。为什么一定要‘欢笑’呢？用‘哭哭啼啼’、‘悲悲切切’不是更好吗？”我们一下子想起了“桃花面”，异口同声回答：“咸上加咸——齁了！”顿时，小巷里响起了愉快的笑声。不知当时父亲是不是有心的，我们长大以后才明白，父亲的“东拉西扯”竟是艺术哲学呢！ 在学习上，父亲从不勉强我们学甚么，他认为，人各有志，亦各有长，应该顺其自然，发展所长。但在为人处事上，他却要求我们必须诚实、勇敢。莫看父亲同我们平等相处，甚至可以骑到他脖子上去，要是有谁违反了这两条“家规”，那可不得了。 观鼎小时候很调皮，经常扰乱课堂秩序，都念五年级了，还没有加入少先队。一天中午，他忽然戴着红领巾回来了，进门就对父亲说：“买足球吧！”原来父子订有“协议”：何时观鼎入队，奖励足球一只。父亲二话没说，跑到百货公司买回一只小型足球。哪知正要“颁奖”，一位小同学找上门来：“还我红领巾！”想不到观鼎脖子上的红领巾是硬“借”来的。父亲一怒之下，打了他二十板子，责令他用打肿的手送还红领巾。晚上，父亲把全家召集到一起，严厉地批评观鼎说：“谎言终难长久，说谎的人，不该让他达到目的！”说罢，举刀把那只崭新的足球砍成两半。 说也奇怪，有时我们犯了过失，看来必罚无疑，父亲倒并不怎么计较。一天，我们和邻家几个孩子瞄上一只空船，趁主人去街里购物的当儿，跳上去把它撑走了。本想玩一会就回来，哪知越玩越兴奋，渐渐忘乎所以，到大家七手八脚地把船“划”回来时，天色已晚，农民伯伯正在岸上骂街呢！这种“罪过”，依了母亲是要“重罚”的，我们也都做好挨打的准备。不料父亲竟反转来替我们求情：“小娃娃敢撑船出城，遇到困难还能‘同舟共济’，不简单！下不为例吧！” 可惜，正当我们茅塞初启时，父亲要离开苏州了。一九五○年秋，上海天蟾京剧团成立，特聘父亲为该团总编导。他看到自己的事业已是一片‘柳暗花明’，便风尘仆仆地走马上任了。 上海天赡京剧团虽然年轻，却也行当齐全，人才济济，如谭派传人谭元寿，青衣新秀李丽芳，都是撑得起大台面的“台柱子”。他们正盼着上演新戏，父亲便赶到了。 父亲到上海后，住进天赡舞台三楼一间斗室，仅有一张写字台，一把椅子，一张木板床。就在这间简陋的房间里，父亲“日夜兼程”，创作、改编出一个个剧本：《雪斗》、《白蛇传》、《岳飞传》…… 这些戏，“站在今天看昨天”，对传统剧目和历史题材予以重新审视，沟通了历史人物与当代人某些相关的思想感情，因而受到观众的欢迎。特别是《岳飞传》，父亲把这个以生为主的剧目，改编成生旦并重的戏，既表现岳飞誓死抗金的英雄品格及其历史局限，又突出岳母深明大义的美德对他的影响，从而说明了岳飞性格形成、发展之必然。 一九五二年初，军委总政文化部决定成立京剧团，专函邀请父亲去北京担任编导，他便辞去待遇优厚的职务，欣然北上。 入伍后，父亲遇到两大难题。一是经济收入落差太大。在上海，他每月至少也有上千元的进项，而现在，他拿一百五十元已经算是“高薪”了。父亲是大手大脚惯了的，又有那么多子女，怎么办？团里领导早想好了解决办法——破例允许他在团外兼职。这样，父亲又在张君秋领导的北京京剧三团和北京市戏曲编导委员会，分别兼任编导和委员，均得到相当高的报酬。一人身兼三职，领取三份薪金，这在当时是绝无仅有的。二是鸦片断源。他在过去染上的“烟霞癖”，直到五十年代初还在纠缠、折磨着他。在上海，他熟人多，多少还能抽上几口；到了北京，鸦片绝迹，连烟味也闻不上了。没办法，只能强忍着。 一天，总政文化部王同志来访，一进门，见父亲蜷缩在沙发里，浑身发抖，还以为他病了，忙说：“请医生看看吧？”父亲心里紧张，一边硬撑着站起来，一边说：“不用麻烦……”话未说完，又倒在沙发上。母亲是个痛快人，见此情景，便说：“莫要瞒了，讲出来吧！”于是真相大白。组织上知道父亲旧习未除，非但没有歧视他，反而鼓励他，把他送到当时最好的医院——协和医院。三个月后，父亲的旧习便根除了。 摆脱了瘤习的困扰，父亲显得格外精神焕发，便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创作。他和团里同事亲密合作，改编整理了《秋江》、《打渔杀家》、《抗金兵》等一系列剧目，还大胆进行戏曲改革，成为最早取消自报家门、引子、定场诗等传统手法的编导之一。 父亲耽于京剧艺术，从不吝惜气力，有时还要逢场做戏呢。一次晚会，《女起解》中饰崇公道的演员突然发病，舞台监督正在犯愁，父亲已经换了装，准备出场了。可是，他“哎嘿”一声刚上场，便引起哄堂大笑。原来父亲只顾酝酿感情，竟忘了戴“吊搭”（髯口）。幸好他灵机一动，现编了两句：“这个世道哇，真叫人气恼！一气能把你胡子气掉。”观众安静了，他就光着脸演下去。快到太原府了，他又编新词儿，对苏三说：“你等着，我瞅瞅前面是甚么地方了。”边说边走，来到上场门，迅速接过“吊搭”，往脸上一挂。转回身来，再添几句：“苏三哪，太原府总算到喽。走了好几个月，我胡子都长出一把来啦……”他的沉着、机智赢得了观众的赞赏，剧场里响起热烈的掌声。 父亲虽然入了伍，却算不得合格的军人。别的不提，就说那军风纪吧，他都很难按规定做到。穿军衣，风纪扣常常忘记扣好。军帽“顶”在他那大脑袋上，总让人觉得有点滑稽。团里开会，他往往人在心不在，灵感一来，就暗自编起戏词儿来。尽管领导并、不苛求父亲，他也意识到这“的确很不像话”，想努力改一改。不料还没有来得及适应紧张、严格的部队生活，又要离开它了。 一九五四年，总政京剧团撤销，大部分演员转入宁夏京剧团。父亲则留在北京，成了名副其实的“坐家”。当时，田汉对父亲说：“这样或许于你更合适些。”果然，他“坐”在家里并未清闲。在“百花齐放”的氛围中，父亲所谙熟的“章回体”又找到了生长的土壤。一九五五年，上海《新闻日报》连载了他的章回历史小说《岳飞传》，受到国内读者的关注。接着，应中国新闻社之约，他又连续推出《剧孟》、《游侠郭解》两部长篇。一九五六年，昆曲《十五贯》的演出引起轰动。剧作突出调查研究重要性的主题，令他激动不已。于是，他又在反复阅读剧本及有关资料的基础上，调动起自己江南生活的经验，写成章回小说《十五贯》，交由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 父亲一面埋头写作，一面对理论学习发生了浓厚的兴趣。记得那年黄药眠教授主编的《文艺理论学习参考资料》刚刚出版，他便购回连夜翻阅，以后又多次研读，字里行间画着各种符号标记，“天”上“地”下记着每次阅读的感受体会。当时，戏剧家阿甲正跟苏联专家学习体验派表演理论，父亲得知，便请这位好友来家转授。每逢周末阿甲一到，他即停笔请教，殷切之态可掬，仿佛一个小学生。学习理论的结果，大大提高了父亲艺术创作的自觉性。我们看到，一向自视甚高的父亲，渐渐变得谦虚起来。一次，观贤批评他由越剧《梁祝》移植的京剧《南山化蝶》，说这个剧本旦角戏大多，小生戏太少，有点“重女轻男”。他听了，连声承认“有道理”，还检讨说：“旧时编戏有个毛病，就是只顾因人设戏，而很少考虑内容的需要。我就有这个毛病。” 一九五六年夏，父亲随中国文联组织的“作家艺术家西北参观团”赴大西北访问。参观团由著名诗人冯至任团长。路上，祖国的大好河山和淳朴勤劳的人民，给父亲以巨大鼓舞，登山临水，进厂下矿，他每每诗兴大发，吟哦不已。游终南山，遥望群峰如翠，他顿觉置身“画屏锦绣中”而喜不自胜；登少陵原，瞻仰“而今庙貌新”的杜公祠，他竟产生“诗圣招我来”的感受，甚至想象与杜工部“把盏凤凰台”；登上建设中的刘家峡水电站大坝，激发了他“欲借千峰作彩笔”的创作冲动……每一处，都在增强他对历史与现实的理解；每一处，都在加深他对祖国和人民的感情。 从大西北归来，父亲即雄心勃勃地制订出创作计划：在深入生活的基础上，以章回体写一部名为《勘探姑娘》的长篇；与阿甲合作，编导几台反映现实生活的京剧……但是，还未及付诸实践，“反右”斗争就开始了。 在那场“反右”运动中，父亲并没有被打成“右派分子”。时至今日，一些老朋友对此仍感到大惑不解：父亲这样一个旧文人，怎么竟安然无恙呢？ 一九五七年四月，中国共产党内部整风开始后，《光明日报》、《文汇报》、《新民晚报》的记者纷纷登门采访。他们问父亲：对共产党有什么看法，对党的文艺有什么意见？是否希望重新出版解放前的旧作？等等。父亲一一婉谢了他们，没有提什么意见。 倒不是父亲有什么预见，他这样做的主要原因，在于他是一个极重情义的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文艺界的一些领导人，像周扬、田汉、夏衍、阳翰笙等，在思想上，创作上，乃至在生活上，都曾给父亲许多鼓励和帮助。父亲的杂记簿里，就有这样一页接受资助的记录：邓（初民）副省长：四百元，寿昌（田汉）公：二百元，阳翰（笙）老：三百元……在父亲的心目中，他们既是朋友，又是于自己有恩的人，十分可敬可亲。莫说自己没有什么委屈，即使受了委屈，也可以慢慢向他们诉说，何必一定要公之于众呢？至于重新出版旧作，父亲倒是有些想法。比如《蜀山剑侠传》卷帙浩繁，可否出个删节本？但他又觉得这时提出此事，似有见利忘义之嫌，终于没有开口。 “反右”之后，紧接着就是全民“大跃进”。既然这“跃进”是“全民”的，文学创作自然也不能例外。一九五八年六月初，父亲抱回来一大摞旧戏本子，说“这十五出戏，要在两个月里整理出来”。从此，他每天坐在写字台前，攻苦食淡，直到深夜仍不得休息。一天下午，名画家董寿平来访。他将一本杂志递给父亲，关切他说：“看看吧。‘反右’余波未平，听说还有补划的‘右派’呢，你要好自为之啊！”客人离去后，父亲打开那本杂志一看，懵了。我们见父亲脸色不好，连忙过去看他手里的杂志，上面一行黑体标题赫然入目：《不许还珠楼主继续放毒》，这篇文章挥舞着“棍子”，从《蜀山》批到《剧孟》，大有置人于死地之势。父亲叹了口气，没说什么，晚上继续整理剧目。次日清晨，我们见他趴在写字台上，以为他又睡着了，就按惯例给他披上一件衣服，然后上学去。万万没有想到，当我们回到家里时，父亲已经躺在北京医学院附属医院的病床上了。 父亲由脑溢血造成左偏瘫，生活不能自理，这就苦了母亲。特别是父亲出院后，一切都靠她操持料理。喂水喂饭她不嫌烦，端屎端尿她不嫌脏，翻身擦背她不嫌累。我们担心母亲拖垮了身子，总想帮她一把。母亲却唯恐影响了我们的学习，尽量不用我们。她说：“你们的爸爸服侍我二十多年，让我多伺候伺候他吧！”在母亲的精心照料下，父亲在床上躺了两年半，竟连一点褥疮都没有生过。更令人难忘的是，在母亲的抚慰下，父亲竟又萌生起创作长篇历史小说《杜甫》的念头来。 说到《杜甫》的创作，应该感谢现在任澳门市政府厅贾梅士博物院副院长赵文房教授。当时，他是科学院历史所青年研究人员，也在北医住院，慕名请教，不意与父亲结为忘年之交。父亲出院后，赵先生亦常来家中问候，《杜甫》一书的参考资料即为其所提供。 一九六○年二月，父亲躺在床上，开始口授《杜甫》，由秘书侯增记录。断断续续，到一九六一年二月，终于完成了作品初稿。当侯增用工整的钢笔小楷，录下关于杜甫“穷愁潦倒，病死舟中”那一段描写时，父亲对母亲说：“二小姐，我也要走了。你多保重！”果然，到了第三天，即二月二十一日，父亲溢然离开了人间，享年五十九岁，恰与杜甫同寿。 录自《人民日报》（海外版）1988年3月15日一4月2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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